【题记】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里，保藏着一本厦门老相册。相册被命名为《1880年的厦门及周边景象》（Views of Amoy and Surrounding Country），共录入74张黑白相片，包含54张厦门、鼓浪屿老相片（其间42张为鼓浪屿老相片）、20张漳州、石码（今龙海市）老相片，前面还有2页英文目录。这本相册，由当年坐落鼓浪屿龙头路的“瑞生和宜芳照相写真馆”（Jiu-San & E-Fong photographers, portrait, and ship painters, &c.）制造。依据内页上简略的文字阐明，这本相册录入的是原版相片，大约拍照于1880年前后；1917年，由查理斯·沃森（Charles William Wason，1854-1918年）在美国的克里夫兰（Cleveland）收集。

  大约在2013年末或2014年头，我在网上检索材料时，见到这套老相片，便将它录入下来。这两天与厦门文史专家何丙仲先生谈天，他说，几年前，厦门市一位领导，早就经过同学联系，拿到康奈尔大学这套相片的电子版，并转交给他，惋惜相片不齐。2015年5月12日，又有本地新闻媒体报导：“网友‘陆浑戎’晒出了9张厦门老相片，称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百余张厦门老相片对外开放”[1]，媒体说法好像有误。

  学术者，乃全国之公器。爽性，我把美国康奈尔大学保藏的这套厦门老相片发布出来，并加简略阐明，供我们同享。它的检索地址是：

  以下相片文字阐明，是我写的，并曾当面向何丙仲先生讨教，获益良多，谨此称谢！当然，内容如有过错，由我担任，尚望方家不吝赐教。

  清代乾隆《鹭江志》中记载：“鼓浪屿，在海中，长里许，上有小山，田园、村舍，无所不备……左有剑石、印石，在海面。又有鹿耳礁、燕尾礁。”[2]

  1842年，在英国水兵医师约翰·威尔逊笔下，“鼓浪屿是一个瘠薄的不适合出产的当地，尽管它极端美丽……在（1841年8月）英军攻陷并有条件地占有鼓浪屿之前，岛上布满着房子和精美的小别墅，听说居民有3000人……鼓浪屿人住的房子，既美观又有利于健康，不会拥挤不堪，也不会挡住新鲜空气和天然景象。这些房子的方位总是令人左右逢源，一般坐落于浪漫的天然美景中。”[3]

  到1872年出书的乔治·休士《厦门及周边地区》一书中，这样介绍鼓浪屿：“鼓浪屿周长4英里左右，其上有两座不一样的山（现在一般认为有5座——笔者注），主要由花岗岩和风化的花岗岩构成。鼓浪屿一切最好的方位，都漫山遍野着美丽的房子，商人、传教士和有钱的官员的私家住所，合起来或许（价值）有15万元。岛上有四个我国人的小村庄（现在一般认为3个——笔者注），人口增加到约有4000－6000人。”[4]

  至相片拍照时，据1878年前后计算，鼓浪屿岛上共有4间寺庙、4间馆，我国居民分为10甲，共有629户、2835人，居住在岛上的外国人为193人，其间英国人最多，为133人[5]。

  【相片2】（原相片编号01）鼓浪屿上的“国际沙龙”（Amoy Club）。

  参照其他相片（例如，原相片编号04－From Amoy Club to Mr. R. Pyes House）不难得知，相片中的鼓浪屿“国际沙龙”（Amoy Club），并不是今日坐落鼓浪屿田尾路上那座闻名的白色修建“国际沙龙”，而应该是它的早年修建，坐落今日福建路一带。后来，这儿被晋江巨贾黄秀烺购得，黄秀烺依原样重建，成为今日鼓浪屿福建路34号别墅，即“海天堂构”中的一座。

  据1878年出书的《鼓浪屿简史》介绍，当年的鼓浪屿“国际沙龙”，建成于1876年，修建宽阔，里边包含一个中等图书馆、一间有着国外和当地最好报纸的阅览室、一间有2张球桌的台球室、一个保龄球场、一间备有饮料和牡蛎的酒吧间、以及一间每晚7点半用来聚餐的委员会的会议室。大厅里，发布着各沿海口岸轮船来往的最新电报音讯，并悬挂着一张准确的晴雨表[6]。

  这座“国际沙龙”，是一座有故事的房子。1898年，美国驻厦门副领事卡林顿（Carrington），从美国内战英豪罗伯特·李将军的墓地上，带来一段长春藤，栽培在“国际沙龙”土地上，并镶嵌一块铜牌，认为留念。当年美国各大报纸，对此事多有报导[7]。另据报导，当年，因为鼓浪屿上偶有山君呈现，“国际沙龙”成员中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：凡有发现山君、并能打死山君者，那人当月的沙龙会费，即由其他成员分管；可是，假设发现者不能打死山君，那么，他应该为沙龙里其他一切人的酒钱买单，一般是一人一杯威士忌[8]。

  这张相片，应该是站在当年鼓浪屿升旗山上所拍，相片的英文阐明为：“从‘厦门峰’到‘鼓浪洞天’下的寺庙”。“厦门峰”，是当年英国人对鼓浪屿日光岩的称号。

  “鼓浪洞天”下的寺庙，即今日“日光岩寺”。清代乾隆《鹭江志》记载，当年鼓浪屿上，有“石壁立千尺，镌‘鼓浪洞天’四字”，其下仅有“石屋半间、矮屋数椽罢了”，为和尚瑞球兴办[9]。而据《厦门市志》介绍，日光岩寺初名“莲花庵”，始建时代不详，明代万历年间重修，1926年由和尚清智翻修拓建[10]。

  “鼓浪洞天”摩崖石刻，是厦门最闻名的石刻之一，镌刻于1573年（明代万历元年），由时任泉州府同知丁一中题刻，是日光岩时代最早的石刻[11]。今日，在“鼓浪洞天”周围，还有“鹭江榜首”四字，并有落款及印鉴，那是客籍福州长乐的林鍼，于清代道光年间所补刻，与“鼓浪洞天”时代相差近300年[12]。

  对了，林鍼这人不简单，他著有《西海纪游草》一书，是在林则徐之前“睁眼看国际”的一部作品。

  这张相片，大约拍照于今日鼓浪屿中华路一带。相片中的老房子，便是今日坐落中华路上人称“四落大厝”的黄氏老厝。这一带，至今还保留着一个“大沟墘”的小地名。

  这张相片，拍照于今日鼓浪屿晃岩路与龙头路交汇处邻近的鼓浪屿音乐厅门前。老鼓浪屿人都知道，那里本来叫“番仔墓”，掩埋了一批死在我国的洋人传教士及其家族遗体。西方人称那里为“传教士公墓”。据1878年出书的《鼓浪屿简史》介绍：“传教士公墓，荫蔽在黄氏宗祠后边的一个静静的旮旯，宗祠前面的路周围立着一座时代为1610年的石碑。一位崇高杰出的人——闻名的《厦门方言中英文字典》的编篡者杜嘉德牧师（Rev. Carstairs Douglas）的遗体也掩埋在那儿。”[13]

  相片中的小房子，据何丙仲先生承认，是早年洋人用来追思礼拜的小礼拜堂，后来才逐渐变成寄存棺材的场所。

  惋惜的是，“番仔墓”在“文革”时被完全摧毁。听老辈人说，一切遗骨被扔到海滨，不知所终。1984年，在原地建起今日闻名的“鼓浪屿音乐厅”[14]。

  这张相片，拍照于当年鼓浪屿龙头码头，朝向升旗山方向。何丙仲先生说，升旗山上那座白色房子，便是当年德记老板史蒂芬的房子。

  材料显现，德记洋行（Tait Tait & Co., Ltd.），为厦门英商交易行，1845年由德滴（James Tait）个人开办，运营归纳交易，兼航运及保险代理。德滴下一任西班牙、法国、葡萄牙及荷兰驻厦门领事。1872年左右，德滴逝世后，由原职工华质美（J. C. Wardlaw）及巴地臣（John Paterson）等合伙接办，在台湾淡水、打狗、日本横滨、神户、大陆天津、北京等地，连续建立分号。其大陆分号，于1920时代后逐渐默默无闻，而台湾分号却直到1940时代还很昌盛[15]。

  相片7对照－今日的鼓浪屿公民体育场和它周围的“中山图书馆”——沈景武拍照

  这张相片，拍照于今日鼓浪屿福建路往晃岩路方向，即今日鼓浪屿公民体育场邻近。

  相片的英文名字，是“Cricket Ground”，板球场。在1878年出书的《鼓浪屿简史》中，将其称为“Recreation Ground”，游乐场。据该书记载：“冬季的几个月，能够在（游乐）场上看到一些美观的板球竞赛。”[16]

  何丙仲先生介绍，板球场周围的那幢房子，后来成了“海关沙龙”，再后来，就变成鼓浪屿上闻名的“中山图书馆”，1928年5月5日正式对外开放[17]。

  相片8（原相片11）(日光岩下)霍奇森先生的房子，和共济会大厅（正道院）

  【相片8】（原相片编号11）（日光岩下）霍奇森先生的房子，和共济会大厅（正道院）。

  图中前右的白色洋房“共济会大厅”（Masonic Hall），老鼓浪屿人称“正道院”。在1878年出书的《鼓浪屿简史》中，对鼓浪屿上的共济会，有专门介绍：“早先在鼓浪屿建立共济会的测验失利之后，有赖于住在岛上的弟兄们之力，于1878年创建并完成‘厦门共济会所’的方案，现在它已在正常运作了……厦门共济会于1878年9月21日晚上如期举行会议，并以古典礼仪宣告成立”。书中，具体开列了25位当年厦门共济会的外籍人员名单，称：“厦门共济会，很快就会成为远东最为昌盛的一个分会。”[18]这座“共济会大厅”（正道院），坐落今日鼓浪屿中华路5号。1937年厦门沦亡前，荷兰驻厦门领事馆，曾与“安达银行”一同，迁到那里工作，时刻达3年左右[19]。

  图中前左的2层半白色洋房，标示为霍奇森先生的房子（Mr. Hodgson’s House）。何丙仲先生说，那幢老洋房，后来卖给林尔嘉先生的弟弟林鹤寿先生，老洋房至今犹在，就在今日的鼓浪屿中华路1号。

  图中后边坐落日光岩与鸡母山之间山上的那幢白色洋房，为当年德国驻厦门领事第宅。到了民国时期，那里成为许春草先生倡设的“厦门女仆救拔团”的所在地。据《厦门市志》记载：“女仆救拔团，民国19年（1930年）10月4日，修建公会担任人许春草倡设‘我国女仆救拔团’，收留受害的女仆，并自任该团团长。该团团址设在鼓浪屿旗尾山原德国领事馆内（即今英豪山气象台）。被救拔出来的女仆集中于收留院里，称为‘院生’。经费主要靠修建公会供给及安排女仆演戏的卖票收入。该团历时10年，共收留100多位女仆，直至民国30年才宣告闭幕。”